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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酒解晚唐愁

    

本刊记者  程万松

酒,往往与诗伴行,成为一个时代精神最生动而形象的标本。在经历了盛唐“与尔同消万古愁”的豪气干云,中唐“能饮一杯无”的深沉细腻之后。到晚唐,不免有些“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幽怨与哀愁。

晚唐时期,唐帝国衰亡倾覆的危机进一步加深。朝廷内陷“牛李”党争,两大党派对峙,水火不容。凡牛党的言论,李党一律驳斥;凡李党的举措,牛党一概抵制。万事只管党派利益,不问国家兴亡。而藩镇也日渐强大,逐渐摆脱朝廷了控制。政治昏暗、潘镇割据,导致战乱频发、赋税加重,民生凋敝。

王朝的危机,让诗人的心态也随之发生巨变。从现存的文献中,诗人很少发出“为人生”的咏叹,更多的精力则在倾心于“为艺术”的隐逸世界。一方面,盛唐已经成为诗人记忆中的回响,“自将磨洗认前朝”,他们也会发出“为人生”的咏叹,但难免有“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忧伤。另一方面,他们在“为艺术”的道路上苦苦寻求着精神的慰藉,以“推敲”闻名的苦吟诗人贾岛就出现在这一时期。而更多的诗人,则选择了诗酒自适的隐逸生活。

苦吟诗人酒快乐

晚唐的诗酒境界,往往为酒文化学者所忽略。虽然有点滴的研究,但罕见有对这一群体的系统研究。实际上,在苦吟成性的晚唐时期,诗人们的精神世界里,酒既是他们抒发愁绪的自留地,也是他们轻松快活的梦工场。这一点,与同处动荡和政治高压时代的魏晋时期名士以酒避祸的做法明显不同,而且酒中的苦涩减少而醇美增加。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家喻户晓的诗歌,出自晚唐大诗人杜牧之手。杜牧是《通典》作者杜佑的孙子,他继承了祖父的衣钵,一生醉心于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今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创作了大量以“怀古咏史”为题材的诗歌。他才华横溢、抱负远大,但却郁郁不得志,饮酒赋诗,成了他精神领地一道坚固的篱笆。

“但为适性情,岂是藏鳞羽。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雨中作》)。酒诗在杜牧诗歌中的比重丝毫不亚于咏史的作品,甚至很多咏史诗中也以酒为转题,表达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其中以《感怀诗(时沧州用兵)》最为典型。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横海节度使叛乱,次年,朝廷派兵平叛。杜牧时年25岁,少年气盛的他希望一展雄才,于是写下了这首长达106句的长诗,既总结了唐王朝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得失,又提出来自己的军事设想。但事实上,他只能过过嘴瘾。“叱起文武业,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内,长有扈苗征。七十里百里,彼亦何尝争。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苏醒。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在诗歌的结尾,他也只好借酒浇愁,发发牢骚而已。

在酒的世界里,杜牧的意志是完全独立而自由的。“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烟深隋家寺,殷叶暗相照。独佩一壶游,秋毫泰山小”(《独酌》)、“秋醪雨中熟,寒斋落叶中。幽人本多睡,更酌一樽空”(《醉眠》)、“樽酒对不酌,默与玄相话。人生自不足,爱叹遭逢寡”(《赠宣州元处士》)、“云罍看人捧,波脸任他横。一醉六十日,古来闻阮生。是非离别际,始见醉中情。今日送君话前事,高歌引剑还一倾。江湖酒伴如相问,终老烟波不计程”(《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杜牧或纵情山水,或怡然自足,或聊发幽思,偶尔也会开一下诸如“金钗有几只,抽当酒家钱”(《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的玩笑,“嗜酒狂嫌阮”(《自遣》)。即使年届四十,黄州刺史任上,杜牧却仍然借佯狂避祸的阮籍的故事,来自我排遣变幻无常的人生经历。

晚唐与杜牧齐名的大诗人李商隐,素以朦胧诗而闻名。虽然酒趣不及杜牧豪放天真,但也有几首清丽而明快的酒诗。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掩盖了马嵬之变以来的政治危机。但李商隐的《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以酒为题,一醉一醒的对比,寥寥数笔,将那场父夺子妻的丑闻真相一语点破。在李商隐的这首酒诗之中,我们感受不到他朦胧而凄艳浑融的风格,相反却是一剑封喉的力道。

再例如,“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清新的气息与他一贯的朦胧美截然不同。

酒在晚唐诗人的眼中,不再承受太多的世俗功用,只是其情感与精神愉悦的一种理想道具。“不向花前醉,花应解笑人。且优连夜雨,又过一年春。日日无穷事,区区有限身。若非杯酒里,何以寄天真?”这首晚唐诗人李敬芳的《劝酒》,或可佐证。

一代酒民皮日休

“小李杜”之后,我国出现了一位标准的诗人酒民皮日休。

皮日休,字袭美,号醉吟先生,晚唐时期著名隐逸派诗人,与陆龟蒙并称“皮陆”。皮日休为人耿介,个性十足,而视角独特。他有一首《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是一篇通过解构手法为隋炀帝翻案的第一位诗人。因为唐朝,舆论普遍认为隋朝灭亡是因为隋炀帝的残暴奢靡和横征暴敛,修筑大运河即是铁证。然而皮日休不但要为隋炀帝平反,甚至将他修筑大运河的功劳,与上古圣君大禹相提并论。

皮日休还推崇儒学。据说他曾建议把《孟子》作为头等学科,还建议让韩愈配飨太学。在《隐书》中,他对当时社会政治毫不留情地批判说:“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古之用贤也为国,今之用贤也为家;古之酗也为酒,今之酗也为人”。

与许多晚唐诗人一样,皮日休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因此隐居吴中(今苏州)。黄巢叛乱,他被劫从军。黄巢称帝后,任他为翰林。关于他的死因,一说是黄巢兵败后为唐军所杀,一说因为作诗讥笑黄巢而遭杀害。

正是这位性情孤傲且命运多舛的儒生,却对酒有着绝对的痴迷。他有一组《七爱诗》,其中有两位诗人李白和白居易。他喜欢李白是因为李白“负逸气者,必有真放”,喜欢白居易则说他“忘形任诗酒,寄傲遍林泉”。

他的很多隐逸诗,多数与酒有关。“醒来山月高,孤枕群书里。酒渴漫思茶,山童呼不起”。这首后人视为诗才无量的《闲夜酒醒》,将他慵懒的隐逸生活描写得生动可爱。

“豹皮茵下百馀钱,刘堕闲沽尽醉眠。酒病校来无一事,鹤亡松老似经年”(《初冬偶作》)。嗜酒如命的境界,丝毫不亚于病酒刘伶。

“青翰虚徐夏思清,愁烟漠漠荇花平。醉来欲把田田叶,尽裹当时醒酒鲭。”(《青门闲泛》)。他沉醉之后,朴素自然的憨态跃然纸上。

他也有许多宴饮聚会的应酬之作。例如“野客萧然访我家,霜威白菊两三花。子山病起无馀事,只望蒲台酒一车”(《友人许惠酒以诗征之》)、“万树香飘水麝风,蜡熏花雪尽成红。夜深欢态状不得,醉客图开明月中”(《春日陪崔谏议樱桃园宴》)、“萧萧红叶掷苍苔,玄晏先生欠一杯。从此问君还酒债,颜延之送几钱来”(《更次来韵寄鲁望》)、“麝烟苒苒生银兔,蜡泪涟涟滴绣闺。舞袖莫欺先醉去,醒来还解验金泥”(《醉中先起李縠戏赠走笔奉酬》)等,但与以前偏重歌舞的优雅、奢华的饮食和劝酒的热闹等现实的场景不同,皮日休的应酬诗,擅长对于内心意境的表达。

皮日休还创作了一组《酒中十咏》,分为《酒星》、《酒泉》、《酒篘》、《酒床》、《酒垆》、《酒楼》、《酒旗》、《酒樽》、《酒城》、《酒乡》十个篇章。皮日休在他的《自序》中说:“‘夫圣人之诫酒祸也深矣。在《书》为沉湎,在《诗》为童羖,在《礼》为豢豕,在《史》为狂药。余饮至酣,徒以为融肌柔神,消沮迷丧。颓然无思,以天地大顺为堤封。傲然不恃,以洪荒至化为爵赏。抑无怀氏之民乎?葛天氏之臣乎?’噫!天之不全余也多矣,独以曲蘖全之”。看似离经叛道,实际上他在为酒与社会之间寻找一种融合与平衡。

他的笔友陆龟蒙也是一个好酒之人,也跟着他一一对照做了一组《奉和袭美酒中十咏》。这是我国第一部《酒经》专著,而且是晚唐两大文坛巨匠以唱和诗为体裁创作而成。

这位笔友+酒友的黄金搭档,无论讽喻、隐逸、闲适、田园、山水、艳情,皆可入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酒文化的唱和组诗。

他们曾经以《春夕酒醒》为题对诗:“四弦才罢醉蛮奴,醽醁余香在翠炉。夜半醒来红蜡短,一枝寒泪作珊瑚”。这是皮日休描写一次醉后观感的一首诗,通过描写夜半酒醒后看到的杯盘狼藉的场景,引发读者对于热闹的宴饮场面的联想。陆龟蒙为此和诗一首:“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将当时隐逸诗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做了一次全景式的素描。

再如一题两首的《诃陵樽》,皮日休写道:“一片鲎鱼壳,其中生翠波。买须能紫贝,用合对红螺。尽泻判狂药,禁敲任浩歌。明朝与君后,争那玉山何”。陆龟蒙应和道:“鱼骼匠成尊,犹残海浪痕。外堪欺玳瑁,中可酌昆仑。水绕苔矶曲,山当草阁门。此中醒复醉,何必问乾坤”。诃陵樽是古代南海诃陵国的一种酒器。虽是两首即景生情的诗作,但同样把隐士的昂扬酒趣表达得淋漓尽致。

晚唐酒韵

与盛唐时期以“饮中八仙”的自由、放纵、叛逆和超人的力道相比,晚唐世俗社会的酒风则显得绮靡、颓废。李、杜、皮、陆四君,就像“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镳”(鲁迅评皮日休语)一样,扛起了酒文化正能量的大旗。

唐代社会“著辞”盛行。所谓著辞,是指一种在酒筵上创制,用于劝酒、结合酒令伎艺的歌舞辞,是曲辞的一种。特殊的情景和题材所决定,著辞主要描写酒情色趣。到了晚唐,营妓盛行。营妓,顾名思义,是隶属于军营的一种公妓。在中晚唐时期,进士不第的文人往往选择从军入幕。因此,节度使的官署称作“使幕”,是当时文人、军士和妓女宴乐的场所。司空图的《歌》,就描写了当时的情形:“处处亭台只坏墙,军营人学内人妆。太平故事因君唱,马上曾听隔教坊”。

以酒筵为媒介,歌舞伎艺的蓬勃发展成为晚唐文化生活的一大特点。而李、杜、皮、陆一直在自己的酒道上坚守,坚持对唯美的饮酒文化追求,而不是与颓废的文化同流合污。这在被绮靡的艳情和俚俗的酒风充斥之下的晚唐时代,难能可贵。

晚唐的诗酒风尚特征显著。在酒道层面,既没有禁酒的主张,也没有对酗酒的宣扬,而是在探寻饮酒的中和之道。在酒与人生的哲思层面,不再强调以酒避祸,而是体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罗隐《自遣》)的自由洒脱。在诗酒创作上,晚唐诗人有着独特的艺术的追求,而且形成了怀古、苦吟、艳丽、隐逸和离乱等诸多风格流派。

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才是上等美学体验,就像咸酸之外,还应有醇美之味,而不能仅止于咸酸而已。这既是对晚唐文学风格的总体归纳,也同样是对晚唐饮酒体道、以酒入诗的艺术概括。(发表于《东方酒业》2014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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