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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汉代饮酒风尚

    

(本刊记者  程万松)道立于一,而化成万物。在裂变中走向统一,在统一中实现裂变,我国数千年的饮酒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仿佛一直巨型的隐推手,不仅成就着我们酿酒人不断激扬的梦想,更丰富着人民的生活,传承和弘扬着独具我国特色的酒文化。

在《东方酒业》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酒文化典籍和文物、文献中,汉代的饮酒风尚与我国现代相似之处甚多,对于当前我国酒道文化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数千年来,华夏文明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虽然经历王朝更迭和形态兴替,但不同语言、不同风俗习惯和血统的人民却渐渐融入其中,渐渐趋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史》中的一个假定:“一个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的中国人,若在公元8世纪复活,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服自在。他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致相同,他会注意到两朝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我国的酒文化史更是如此,仿佛是一条看不见的魔线,在不断融合、创新与发展的轨迹中,保持这高度的贯通性,进而形成了我国酒文化以道为魂、以政为导、以人为本、以礼为表、以艺为媒、以技为线的弘博体系。

酒文化的功用

史料证明,由于社会生活改善,汉代的酿酒业已经颇具规模,饮酒也渐渐从皇宫贵族向寻常百姓普及,渐成普遍之事。饮酒不仅是人们追求高尚生活的方式,而且早已形成了以酒会友、情感交流为主要内涵的聚饮形式。汉代人对于酒的价值的认知虽然处于浑沌状态,但对酒应用却极为广泛。《汉书•食货志下》认为:“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后汉书•周燮列传》即有“岁以羊酒养病”的实例,说明酒认为是饮食养生中不可或缺的尚品。

汉代文人更是把酒的当作至高无上的圣品,多位文人都写过《酒赋》,他们对于酒价值的讨论对后代形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例如邹阳《酒赋》认为:“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流光醳醳,甘滋泥泥。醴醪既成,绿瓷既启,且筐且漉,载篘载齐。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王粲的《酒赋》:“彰文德于庙堂,协武义于三军;致子弟之孝养,纠骨肉之睦亲;成朋友之欢好,赞交往之主宾。既无礼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曹植的《酒赋》既表达了文人的轻快:“嘉仪氏之造思,亮兹美之独珍。……尔乃王孙公子,游侠翱翔。……饮者并醉,纵横喧哗。……于斯时也,质者或文,刚者或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赞美之辞溢于言表。同时也表达出作为一个成长中的政治家的幽思:“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确实,汉代关于酒的争议不仅一直存在,而且争论激烈。汉高祖刘邦建国初期,群臣饮酒争功交恶,以致朝堂之上混乱不堪,连日常的朝政都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叔孙通制定了一整套的饮酒礼仪,“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东汉末年,擅以酒为诗的曹操出于政治的考虑,颁布禁酒令。一向嗜酒如命的孔融不仅私饮私酿,而且写了一篇著名的《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宣扬“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把酒的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孔融的公开反对,导致禁酒令难以实施,曹操专门给孔融回了一封信,引用《尚书•酒诰》的观点,再次重申他的酒政思想和禁酒决心。孔融却置之不理,依然“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后汉书•孔融传》)。由于孔融一再以身试法,且通过饮酒结交权贵,最终被曹操处以死刑。但值得玩味的是,曹操拟定的孔融的罪名却是“不孝”,与酒无关。大概因为汉代名士多以酒出名,且统治者历来有“宽宥之”的传统,因酒而处死名士,实在有失政治胸襟。事实上,处死孔融确实给曹操的政治生涯抹上了一笔污点,成为后人讨伐曹操戕害名士的一项重要证据。

稽古创新的酒政

鉴于饮酒风尚伴随经济发展而日渐炽盛,汉朝统治者不断调整酒政措施,以适应经济社会与百姓生活的变化。在现实执行中,不仅充分考虑饮酒影响的双重性,而且也兼顾到酿酒业对于经济发展和财政的巨大贡献。汉代酒政,更是对于后世酒政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西汉初年,“文景之治”时期,朝廷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曾经多次颁布禁酒法令,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经济发展和治安稳定,也出台了许多禁酒条令。

从西周建国初期摄政王周公旦发布的《酒诰》起,历代政府都会严格执行禁酒令,但考虑到饮酒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往往通过礼乐等形式加以限制和约束。即使在周室衰微的东周时期,畅饮也认为是礼崩乐坏的事情。

西汉建国初期,统治者为了巩固王朝统治,废除秦朝苛政,实行疏阔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与民休养生息,但惟独禁酒令则不在蠲除之列。随着经济复苏和民生富足,各级政府颁布的禁酒令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于是到了汉宣帝时期,皇帝下达诏书:“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

此后,汉代酿酒业的发展迅速。据《汉旧仪补遗》记载:“太官主饮酒,皆令丞治,太官、汤官奴婢各三千人”。太官的职责是控制官营酿酒和国事用酒,下辖劳动力多达3,000人。《后汉书•邓皇后纪》记载:“旧太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可以窥见官营酿酒的经费开支。太官所监酿的酒,不仅要用于皇室、国事,还要用于朝廷赏赐。《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赏赐“年八十已上……酒五斗”。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比比皆是。

除了朝廷酿酒之外,各地政府也有自酿的官酒。《汉书•食货志》曾有记载,王莽时期,有人建议“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官府酿酒规模可窥一斑。

民间的酿酒业更是兴旺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富比千乘之家”。刘向《列仙传》则形容:“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万钱”。

由于看到了酿酒业的规模、产值和利润已经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以及高额的利润回报,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即官府控制和垄断酒类商品的流通,通过行政手段将民间生产的酒收归官府销售。是为西汉榷酒制度,也是我国酒类专卖制度的开始。

榷酒制度确立初期,确实达到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限制酿酒的目的,但由于榷酒制度阻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沟通,极大地伤害了酿酒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酒的质量严重下滑。于是在执行了18年之后的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即从酒类专卖转向从量计征的税酒政策。

从榷酒转向税酒,国家财政收入是否下降,目前没有确凿的史料加以证明。但较之榷酒,税酒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更有利于酿酒业的规范发展,也更有利于国家调控经济利好民生。

汉代饮酒的娱乐精神

自古以来,饮酒视为一项盛大的娱乐活动,至汉代而达到了第一个顶峰,并对后人的饮酒风尚形成了标杆作用。

蔡邕《与袁公书》有“朝夕游谈,从学宴饮,酌清醴、燔乾鱼,欣欣焉乐在其中矣”的清雅,《古诗十九首》更有“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的畅怀。这些都是汉代聚饮成风的真实反映。

首先是帝王的示范作用。据《汉书》记载,刘邦在建国初期,曾经“置酒雒阳南宫”,请诸位大臣讲“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在酒精的作用下,君臣之间畅所欲言,最终得出结论,萧何、张良、韩信,“皆人杰也,吾(刘邦)能用之”,而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这是一段后人不断传诵的绝世佳话。倘使没有酒为媒介,君臣之间敞开心扉,何其难也。刘邦回到家乡设宴款待乡亲故旧,酒酣之处“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完歌,“上乃起舞”。这样的饮酒方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歌以相合,舞以相随,歌舞昇平,群情和谐。

纵酒行乐,在汉代已经极为普遍,《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极为形象地描绘了歌与酒相谐同趣的景象。到了东汉末年,此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曹丕曾经在《典论•酒海》中描述:“郡官百司并湎于酒,贵戚尤甚”。他还例举“三爵之雅”和“避暑之饮”来描述当时饮酒风气之盛。三爵之雅,指刘表饮酒分为三爵:伯雅(七升)、中雅(六升)、季雅(五升)。而且刘表还专门准备了针锥,客人“醉酒寝地”就用针扎,直到客人毫无反应为止。避暑之饮,指刘松,在盛夏三伏的时候,“昼夜酣饮,极醉至于无知,云避一时之暑”。

由此可见,汉代贵族对于饮酒之投入,宴会之铺张,可谓空前。各种酒会更是花样翻新、形式繁多,但风雅格调却各不相同。一种是音乐与酒交织,形成和谐的整体。例如《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参与一名小吏为邻,“吏舍日饮歌呼”,影响了相国府的日常工作。相国府工作人员于是把曹参引到后院,希望相国听见醉酒狂歌的噪音,引起反感,制止墙外小吏的行为。没想到曹参“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实际上,曹参“日夜饮醇酒”,是韬光养晦的一种策略。萧何去世以后,曹参继任相位,吕氏外戚专权,政局复杂,曹参的欢饮无度,其目的在于明哲保身。有同僚和下属认为曹参毫无作为,就来找他理论,他立即摆上好酒与来者共饮,当来者瞅准机会再要谏言时,他再次举杯劝饮,直到此人烂醉如泥为止。而另一种则纯以纵欲为主。例如《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广川惠王“数置酒,令倡俳裸戏坐中,以为乐”。《汉书•张禹传》记载,张禹身为相国,“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有时还会到后堂去,“妇女相对,优人筦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

汉代歌与酒相伴的形式,其目的在于提高饮酒的欢乐气氛,以便所有的嘉宾都能同享欢乐。相反,若一人向隅,则满座不乐。如果有人饮酒欢歌且手舞足蹈,同席的人必须离席随和,否则将视为不敬。《汉书•灌夫传》就记载,灌夫生性耿直,魏其侯窦婴邀请武安侯田蚡饮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蚡,蚡不起。夫徙坐,语侵之”。从此之后,两人就结下仇怨。后来在田蚡的陷害下,灌夫定为不敬罪诛灭九族。

贵族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民间,老百姓也把饮酒聚会搞得有模有样。根据汉代法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汉书•文帝纪•文颖注》)。只有在“大酺”之日,朝廷才会颁布诏令,允许百姓饮酒聚会。而实际上,这一法令后来根本无法实施。《盐铁论•散不足》就有“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今富者……耽湎沈深酒,铺百川”的记载。

推陈出新的汉代酒礼

汉代的酒礼于今日看来,虽然依照古制,但于今天亦多有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座次和饮酒姿态两个方面。

汉代的聚会饮酒,坐席有着严格的礼仪要求。汉代的酒席采用席地而坐的方式,一人一席,要求“跣而上,坐之宴”(《韩诗外传》)。在座次安排上则不分主客,只讲究嘉宾的身份等级。最尊贵者东向而坐,级别相等的人可以并排坐在一起。如果某人与他人级别都不相同,则独占一行席位。鸿门宴上,项羽东向而坐,就是希望在气势上压倒刘邦。而如果某人“自坐东向”,除了给人感觉“摆谱”之外,有时还显示出几分可爱。例如周勃从小不喜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向坐而责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由于当时人饮酒时席地而坐,相互敬酒多通过举杯示意。但下级向上级敬酒,则必须“引卮酒进上”,即两手捧着酒杯向前上方高举。此时,敬酒者上身竖直而双膝着地,是为“膝席”。上级向下级敬酒,则下级必须离开席位,跪伏感谢,表示不敢当,是为“避席伏”。而且无论敬人还是被敬,必须把酒杯倒满,还要一饮而尽,时称“引满举白”。如果发现杯中尚有残余,则会强行罚酒。这一酒礼在《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有极为集中的体现。卸任丞相的魏其侯请在任丞相的武安侯饮酒,武安侯敬酒,“坐皆避席伏”;魏其侯敬酒,则“独故人避席,余皆半膝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此刻一览无余。灌夫敬武安侯酒,武安侯说“不能满觞”,灌夫却说:“将军贵人也,毕之”。灌夫是一个没落贵族,本没有话语权,武安侯却如日中天,一言九鼎。灌夫生性耿直,做了如此鲁莽的事情,武安侯并未动怒,非修养极高,而是因为汉朝的酒规矩如此,武安侯不好公然破坏规矩。

汉代饮酒风气也有不好的一面,强行灌酒已经成为极普遍的事情。《汉书•游侠传》记载,郭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陈遵每逢“大饮”,“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后人多把这种方式当作主人热情好客的表现,而实际上与科学文明的饮酒方法不符。《汉书•高五王传》还记载了一个更为极端的案例。有一次皇室饮酒,吕后请行伍出身的刘璋为酒吏,刘璋就以军法行使酒令。吕氏宗族有一人因为不胜酒力,企图逃跑,结果被刘璋逮个正着,“拔剑斩之”。因为喝酒而搞出人命,实在有点小题大做,但吕后已经赞许了刘璋酒令如军令的做法,众人也只好隐忍默认。只可怜那厮醉鬼做了无辜的冤魂。

相比之下,民间饮酒的规矩则少一些,饮酒的氛围也轻松。民间饮酒首先是礼仪所需,各种祭祀均离不开酒。其次婚庆、节庆、生庆等许多喜庆活动都要通过饮酒来增添热闹气氛。而且,老百姓认为酒是百药之章,能够驱邪祛病,对于酒的认识,除了酒神崇拜之外,更多的是自我关怀。

汉代酒文化思辨

汉代是我国社会制度发展的初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文化上仍处于社会变革的动荡中寻找传承与创新,因此表现出昂扬向上和雄浑瑰丽的特征。汉代的饮酒风尚从简朴走向奢靡,与之不无关系。

当前的时代与汉代在时代发展轨迹上多有相似之处,酒文化的变迁也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当前我国文明饮酒风尚逐渐占据主导,酒的文化建设在守正与创新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体系。

汉代作为我国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有许多需要总结和传承的历史经验,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和扬弃的弊端。历史传承如斯,酒文化传承亦如斯。(发表于《东方酒业》2012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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