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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经典导读之《尚书·酒诰》

    

(本刊记者  程万松)编者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重读经典、追思历史,可以使我们认清历史真相,探寻发展规律,寻找文化基因,以便更好地承继传统、守正创新,使得白酒这一传统产业能够真正超越历史、超越时代、超越地域,恒久远而弥新。在新经济时代我国影响力日渐强大的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产业翘楚、并具备华夏文明产业代言潜质的白酒,回溯历史,就显得更加重要而迫切。

纵览古代典籍,与酒有关者浩若烟海,其中专著更是汗牛充栋。这些是我国酒漫长的文化发展史和恢宏的理论体系中遗存下来的珍贵史料。《东方酒业》将陆续导读、解析我国酒文化之史学经典,力求探寻我国酒之文化密码。

周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即周灭商的第4年,商纣之子武庚联合管叔、蔡叔,并纠合殷商遗民起兵造反,企图复辟商朝统治,史称“三监之乱”。周公旦亲率大军东征,一年后,叛乱得以平息,周公旦重新确定对于殷商遗民的管理方式,以成王之名让康叔迁徙至殷商故地,建立卫国,统治殷商遗民。鉴于三监之乱的历史教训,周公旦还专门颁布了《康诰》、《酒诰》和《梓材》等三大著名的政治文诰。后来,这些文诰当做经典的政治文献资料收录到《尚书》中,成为后世政治制度的摹本。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也是第一部上古历史文献和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不仅是研究上古夏、商、周时期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研究我国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发展源起的重要文献。其中的《酒诰》,就是我国第一篇完整酒政文献,不仅详细阐释了西周初期统治者对于酒与政治关系的认识,而且作为历代酒政的范本,对西周以降3,000多年的酒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酒诰》主张

周朝统治者认为殷商灭亡的原因有很多,酗酒乱德是重要的一条。周公颁布《酒诰》的目的,一方面,防微杜渐,防止周王朝的统治者沾染恶劣习俗而重蹈覆辙,另一方面,也有为商朝灭亡原因进行政治定性的意图。《酒诰》的内容分为四大段:第一段开宗明义,认为禁止喝酒是西周取得政权的重要原因;第二段,滥饮是亡国之道,教导和警戒殷商遗民改掉陋习;第三段,告诫康叔谨记湎酒误国的历史教训;第四段,教导康叔要加强对于官员饮酒的管理。

《酒诰》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用政治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对饮酒行为与国家政治问题关系进行系统清理思考的重要历史文献,而且还是周公向臣民昭示其天意政治和神权法制思想的宣言。《东方酒业》认为,这虽然是一部与酒直接相关的历史文献,却可以窥见周公的政治主张。首先,追慕先王,发扬遗德;其次,以史为鉴,未雨绸缪;再次,宽猛相济,先教后诛;最后,约束官吏,以身作则。然而周公何以将禁酒作为宣扬其政治主张的媒介,《东方酒业》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基业初定,周公希望构建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而殷末周初,好酒滥饮之风太盛,成为社会稳定一大隐患;第二,塑造周王朝力农、勤作、节俭、孝道等良好的统治者形象,并确立全新的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第三,周王朝以农业起家,希望以农业立国,因此对粮食格外重视;第四,以潜意识形态教化殷商遗民,使其逐步蜕变为周天子的“新民”。

事实上,周朝并非完全禁酒,而是在树立和弘扬优良的酒风。周王朝虽然有意遏制酒风,但出于礼仪的需要,并没有摒弃对于酒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耆夜》记载,武王八年征伐黎国大胜之后,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饮酒作歌。这是一场战争获胜之后的祝捷酒会,参加的人物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等,姜太公“监饮酒”,其级别之高,史书上极为罕见。

另外还有周朝历史文献和酒器为证。

周朝的酒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体积大的有尊、壶、罍、彝,体积小的有爵、觚、角、觥、卮等。王国维在《宋代金文著录表》记载了周朝青铜器643件,其中酒器244件,约占30%。《清代金文著录表》所记青铜器为4,205件,其中酒器1,552件,同样约占30%。而且,上述统计尚不包括后世考古发掘的大量酒器。

《酒诰》不仅是我国第一部酒政文献,而且也是传统酒文化之滥觞;不仅成为历代统治者制定酒政的准绳级参考资料,而且开启了国人绵延至今的饮酒观念和生活方式。

(一)罔惟酒

酗酒是罪恶之源,这是《酒诰》最核心,也是对后世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最为深广的观点。

“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大致意思是犯上作乱和国家灭亡都是上天降下的惩罚,而这些罪恶都因为酗酒而引起的。

后世谈论酗酒误国的观点,应当起源于此。《战国策》有“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的论断。后世多认同这一观点,而且多以殷商灭国的历史教训为佐证。例如《尚书•无逸》:“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论衡•语增》:“纣沉湎于酒,以糟为丘,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为长夜之饮”。更有甚者,汉代在皇宫宴饮的御座旁,专门设立一幅屏风画,内容就是“纣王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时刻提醒皇帝不要沉迷于酒色。

殷商因酗酒亡国,同样影响到历史学家对于其他亡国之君的批判,后世所有的亡国之君也几乎都惯例式地冠以“酗酒失德”的骂名,就连商纣之前的夏桀也未能幸免。有史学家形容说,夏桀以酒为池,“使可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新序•刺奢》)诸如此类的夸张之词,在历史文献中俯拾皆是。

殷商灭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农业文明对于商牧文明的胜利。纵观我国历史,诸如此类的革故鼎新是很正常的现象。后世关于王朝兴替历史经验教训的认识与总结也原来越全面,但酗酒始终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被历史学家大肆渲染,而政治家也多将禁酒作为执政的重要工作严加整饬。例如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诗句闻名古今的曹操,曾多次下令禁酒。虽然他本人对于饮酒颇有偏好,也因为颁布禁酒令而多次遭遇孔融等当时名士的“辱慢之辞”,但他禁酒的决心从未改变。

不啻帝王将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酗酒误事、败事的例子也非常多。酒虽然有诸多的好处,如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进而加速交流与合作的产生。但酗酒毕竟是罪恶之源,弘扬传统酒文化,就必须讨伐和抵制酗酒行为,创造理性饮酒的文明风尚。

(二)饮惟祀,德将无醉

将品德与饮酒相联系,通过饮酒来观察人的品性和德行,是《酒诰》对于我国酒文化的一大贡献。

《酒诰》开篇就讲,当年文王在西方执政的时候,多次告诫属国诸侯和各级官吏,酒是上天赐予的恩惠,只有大祭祀的时候才能饮酒,否则就会丧失道德。同时也告诫说,要以道德自我约束,不要喝醉。

“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思想是西周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一,而酒在其中发挥着二元的作用。一方面,强调酒神精神,认为酒的核心作用是在祭祀的时候可以与上天“对话”。其次,注重生活化,因为饮酒是政治生活和礼仪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项目,但必须“以德自将”,不能酗酒失德。

关于“德将无醉”,后世的论断主要分为两类:一种严格传承《酒诰》论述,认为有品德的君子“无彝酒”,更不会以酒乱性,丧失品德;一种则创造性地认为品德高尚的人有极强的克制力和高超的饮酒技能,因此酒量极大。

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国人对于第一种观点讳莫如深,而对第二种观点则大加宣扬。例如《论语》就记载孔子“惟酒无量不及乱”。孔融更是认为“酒之为德,久矣!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见太平;孔非百瓢,无以堪上圣…………”而李白“斗酒诗百篇”等诸多故事更是对后一观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以德自将”相比较,“以酒观德”也是古代酒道的传统。《庄子》就将“醉之以酒而观其侧”作为人物品鉴的重要方面。如果一个人的酒德能成为他人垂范,则更为难能可贵,例如《诗经•大雅•既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意思是说,既用丰盛的酒肉款待我,又言传身教示我以德。

从当代饮酒风尚和酒道建设来看,我们需要重新对“德将无醉”加以阐释,在传承古代饮酒礼仪文明的基础上,结合当代饮酒生活的需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一方面,无论饮酒、劝酒,都应当量力而行,不可买醉,更不可劝醉。另一方面,饮酒应当以道为先,注重酒德,遵循酒礼,文明饮酒,切忌酒后失言、失德。

(三)厥父母庆,致用酒

《酒诰》虽然多处禁酒,但却独有一处倡导饮酒,那就是赡养父母的时候必须有酒。

《酒诰》说,人无论务农还是经商,必须把心留在故土,而且通过自己的勤勉劳动来孝敬和赡养父母。当你奉献给父母的赡养物资丰足时,父母会非常高兴,这个时候就可以摆上酒席,可以和父母一起饮酒。反之则视为不孝。

后世的政府和百姓均对这一思想不断地加以诠释与创新,并因此形成了绵延不绝的“酒以养老”的古老传统。尤其在政府的倡导之下,不但允许和鼓励百姓用酒肉孝敬父母和尊长,而且还定期组织大型的宴饮活动,来款待元老、功勋卓著的老臣和高寿的百姓,以示国家兴旺、政治清明、盛世太平。清康乾时期兴办“千叟宴”,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复古和弘扬。

这一传统的形成,基于酒的两大属性。一是“饮惟祀”所传承的对于祖先和父母的尊敬、感恩和膜拜,认为酒是尊之以礼最好的尚品。二是酒具有养生的作用,可以通筋活络,延年益寿。《古诗十九首》:“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把酒的养生价值看得比保健药品重要得多。《饮膳正要》也认为,酒“主行药势,杀百邪,去恶气,通血脉,浓肠胃,润肌肤,消忧愁。少饮尤佳,多饮伤神损寿,易人本性,其毒甚也。醉饮过度,丧生之源”。

当代社会因为物质生活丰富,孝敬父母尊长可选择的物品越来越多,但酒仍然是表达尊敬与感恩最好的礼品,“饮惟祀”,仍然是需要我们继续传承和弘扬的优良传统。

(四)执群饮

古代社会,人们的娱乐生活极其匮乏,饮酒是人们十分难得的娱乐方式之一。在游牧为生且商业文明发达的商代,酒风之强悍自然不难想象。所以《酒诰》对于酗酒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群饮的严格控制。

在《酒诰》中,周公反复告诫各级官吏,一定要汲取殷商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并对殷商的“崇饮”风尚严加申斥,认为“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因此,他不希望“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因此,周公不但制定严厉的法令,对官吏和百姓“群饮”施以重刑,“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而且告诫官吏专心政事,要“惟助成王德显越”,不要“自暇自逸”,更不可“缅于酒”。周公甚至将饮酒列为对官员考察的重要项目,认为勤勉政事的官员“不惟不敢,亦不暇”。

然而,饮酒在古代不但是盛大的礼仪活动,而且是重要的娱乐活动,因此成为统治者施政中十分头疼的一个问题。从刘邦饮酒的几个典故可窥一斑。刘邦在起兵反秦之前,无视酒礼。有一次在酒精的作用下胆气过人,拔剑斩蛇,制造了“斩蛇起义”的历史佳话。刘邦称帝之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引起了刘邦的不安和忧虑。于是他请来叔孙通,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饮酒朝仪。初试酒礼,结果“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书•叔孙通列传》)在平定英布叛乱之后回乡,刘邦纵酒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时的刘邦,对酒礼的把握已经炉火纯青。

在古代,“有礼之会,无酒不行”(《汉书•食货志》),所以,酒礼当作重要的法令写进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中,对宗庙祭祀、宴飨燕礼、乡饮酒礼等都做了严格规定,甚至对酿酒技艺也做了全面总结。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饮酒礼仪,确如《庄子》所言:“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于是政府又不得不严加制裁和防范。例如,汉代就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当朝廷有大事的时候,就会专门颁布法令,允许百姓饮酒。例如,汉文帝即位时就颁布法令说:“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纵观历史上对于“执群饮”的法令,以及对酗酒之风的批判,主要在于“无节制”,不但破坏了礼制规范,而且引发诸多的政治危机和社会问题。

当代社会,“群饮”不但已经成为人们工作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现代法律中也不可能找到对于“执群饮”有法可依的条令。但“执群饮”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和初衷,需要我们在法律、道德和生活习惯中继承和发扬。

本刊视角

“道为本,艺为末……进乎道者技已末,感在心者物已微。”(《升庵全集•琐语》)

在我国酒文化的体系中,酿酒文化、饮酒文化、酒政文化各成一体又相互关联,而这正是我国酒文化的独特性所在。不管哪种酒文化,均以固有酒文化的基本精神为主干和灵魂,而这种主干和灵魂,起源于《酒诰》这部酒政的首要文献。

近几年来,在白酒泰斗沈怡方先生的大力倡导和名优酒企业的鼎力参与之下,酒道建设初见成效。然而不管酒道的理念如何廓清,也不管酒道的细节如何确定,《酒诰》的启示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所开启的酒政酒礼,是我国酒文化的第一个高峰,也是我国酒文化在国际化市场竞争中守正与创新的准绳。

【附录】《尚书•酒诰》原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祇辟。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於水监,当於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

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

(摘自《尚书今古文注疏》,【清】孙星衍,中华书局1986版)(发表于《东方酒业》2012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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