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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魏晋文人与酒

    

钱佳赟

“捧罂承糟,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刘伶(《酒德颂》)魏晋士人对酒的态度可以说是放纵的,它不是清雅小酌,不是浅尝辄止,更不是为给生活增添一丝情调,而是如狂风暴雨般猛烈, 饮至极致。

国人饮酒的历史源远流长,酒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和士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饮酒作为一种食的文化,在远古时就形成了成套礼节,在《尚书》中即有《酒诰》篇,在《汉书•食货志下》亦载有:“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祁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到了魏晋,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都发生了重大转折。只有酒的神秘色彩依旧浓烈,但已不仅仅是用于祭祀祁福了。从精神史上来看,是一个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人普遍感到生命短暂易逝,“忧生、忧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而由于饮酒可麻痹中枢神经,使人身心放松,暂时忘却忧愁,并可以尽情地发泄内心的喜怒哀乐,于是饮酒便成为魏晋士人解脱忧愁和烦恼的最好办法,饮酒之风遂盛,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魏晋酒文化。用酒宣泄情感,酒中逍遥成为魏晋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众多的文献材料中,也可以看到魏晋士子肆意饮酒的记载。如仅在《世说新语•任诞篇》中,就可以找到多达22条有关魏晋士子饮酒的记载,在《任诞篇》总共54条的记载中竟占了近一半。其中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刘伶饮酒尤甚,留下许多经典的典故。

阮籍:借酣饮对抗政治与礼法

阮籍嗜酒如命,酒量之大,堪称我国历史上顶尖级大师。阮籍一生大部分时间浸泡在酒里,他的诗文、他的叹息、他的眼泪,都飘溢着酒的气息。诗文中有颇多次提及阮籍与酒: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阮籍旁边酒店的女主人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阮籍常和王戎去喝酒,醉了就若无其事地躺在小媳妇旁边睡着了,根本不避嫌。那家的丈夫开始还怀疑,观察几次,没有发现任何不轨的行为。魏晋时期,男女授受不亲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阮籍全不放在眼里。

“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新语•任诞》)阮籍母亲离世,照样吃肉饮酒,然悲痛郁结在胸中,醉后呕血。这种行为超乎魏晋礼法,为常人难以理解,更为礼法之士恨之入骨。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阮籍本来有达济天下的志向,乃天下名士,然而当时司马氏已想篡位,于是阮籍便不问世事,常常酣饮,以致司马昭想与阮籍结亲,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机会提出,便不了了之。之后又让钟会问阮籍时事,想以他言语的失误来治罪,阮籍都借醉酒韬晦,独善其身。

“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世说新语•简傲》)“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晋书•阮籍传》)这些历史记载中都有阮籍孤傲放诞、真情率性、横决礼俗的影子。

那么阮籍为何要喝酒喝到常常呕血,几近自虐;又为何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名士每每借醉酒逃避世事?难道阮籍生性如此吗?

《全晋文》中有记载阮籍“性乐酒,善啸,声闻百步,箕踞啸歌,酣放自若”。《晋书•阮籍传》中说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可见早期的阮籍风流倜傥,放荡不羁,才情卓越,雅好老庄,而酒不过是阮籍吟诗作画、抚琴颂歌的最佳伴侣。

“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咏怀诗》)可见后期的阮籍一碰到酒杯就痛苦万状,凄怆、酸辛、哀楚几乎成了他日常的心理状态。酒已经成了阮籍用来浇灭心中哀愁的工具。他除了常常大量饮酒致呕血外,还连醉六十日,谁都没有阮籍醉得久。阮籍的有意沉醉,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是在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曹魏王朝的末期,司马氏擅权专断,无情杀戮。作为当时的名士,阮籍既不愿意变节为司马昭所用,又生性软弱不愿自决于乱世,好友嵇康的死,更在他心头增添了一份恐惧,所以只能将自己全部的悲情浸泡在酒精中,聊以度日。鲁迅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阮籍而言,“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饮酒之于后期的阮籍,不是享受而只是需要,是一种宣泄痛苦的精神需要,是一种逃避灾难的手段需要,是一种掩饰真实自我的生存需要。他希望司马氏把他当成一个只知沉酣享受、不问政治的无用之人。他借折磨肉体来发泄精神上的痛苦,缓解沉重的精神压力,以求得到暂时的心理平衡。

刘伶:《酒德颂》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刘伶的一生,充满了与酒的传奇经历。饮酒是刘伶人生的至乐,许多酒的典故与刘伶有关,如“刘伶鸡肋”、“刘伶病酒”、“刘伶荷锸”、“刘伶醉”,等等。《世说新语》曰:“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中? ”饮至极致,裸身为俗人所不齿,仍有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的一份洒脱。体现了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自由道家思想,而道家的逍遥自由,追求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正是我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刘伶的一篇《酒德颂》,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开启了解魏晋士人佯狂饮酒本质的一个窗口。文中所塑造的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且“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我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大人先生正是通过饮酒来提升心境,至庄子物我两忘、齐物以消解是非、荣辱、生死和苦乐,以达到与道冥合、逍遥自适的超越世俗之境。酒使他心灵境界超尘脱俗,使他洒脱自如,与世俗无争。

魏晋时期,无论是曹魏政权还是司马氏集团,都是通过迫使前朝皇帝禅让,以豪取强夺的手段得到天下,虚伪的统治者更加变本加厉地用礼教来束缚民众,巩固统治。以刘伶为代表的名士,对传统礼法抱以势不两立的态度,他们任性自然,纵情酣饮,甚至不惜以散发、裸袒、箕踞以及不守丧礼等自秽其形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刘伶在《酒德颂》中所塑造的幕天席地,挈榼提壶,视礼法之士如草芥的不羁狂放的名士,形象写出了一种激愤、一种抗争,正是现实中这些名士的投射。

刘伶在《酒德颂》中描绘了一种与自然同体近乎游仙的理想状态。当他们失去人身自由、政治自由、生存自由的时候,便无一例外地转向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而饮酒便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酒可以让他们忘却烦恼,忘却忧愁,忘却对死亡的恐惧。于醉生梦死间,保持着个体生命的独立,从而也形成了最为独特的魏晋酒文化。

以酒抗礼和魏晋风骨

总之,在魏晋那个特殊得时代,严酷的现实拉近了“酒”和“士人”的距离。文人心中不平的块垒,外化为狂饮酣醉的行为,而酩酊大醉之后,豪放超脱就表现得更为自然了。竹林七贤中,阮籍为酒而求为步兵校尉,“诸阮皆能饮酒”,“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阮修“以百钱挂枝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时贵盛,不肯诣也”;山涛“时出酣畅”,直至“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毕卓“一手吃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魏晋士人的群体文化气质,在这里也就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完全可以这样说:“肆意酣畅”是魏晋士人的形式,而针砭时弊、批判现实才是他们的精神实质所在。狂放傲世、鄙薄名利的魏晋风骨率真性格,借助“酒”这一载体,表现得淋漓尽致。

必须强调的是,魏晋王朝竹林风流虽然是以酗酒为特征,但却是社会环境逼迫,社会精英以酒抗礼,无奈沉溺于酒海,却刺激了整个社会的酗酒之风愈演愈烈,由酒引发的社会问题比比皆是。当下,像阮籍那样迫于无奈的酗酒环境已不复存在了,以酗酒拼酒为荣,以修身养性为耻,这一不正确的白酒消费价值尺度本应走向没落,然而陋习沉渣泛起。白酒,且行且反省。(发表于《东方酒业》2015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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