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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

汾酒,中国酒魂(系列二十九)

    

 

  山西汾阳县南垣寨的王家,是晋商中的一支劲旅,其商号遍及口外及京津。王家与“日升昌”票号的东家李家是儿女亲家。日升昌票号是中国银行的“乡下祖父”,是中国第一家票号,从1823年创办,到1914年倒闭,“日升昌”票号执中国票号之牛耳近百年,极盛时期每股红利达17000余两白银。过去结亲讲究门当户对,可以王家的财富非同一般。王家家业号称仅次于太谷曹家和祁县乔家。有一则小故事在山西汾阳流传很广。王家的后代、也就是李家的外甥过满月时,李家的贺礼竟然是一座汾阳城数一数二的元盛油坊。
  王家住宅就是现存汾阳南垣寨的住宅群——“集贤堡”。由堡门、门楼、东西堡楼、东西走向的堡墙组成。寨门门楼高大挺拔,寨门门洞正上方有石刻“集贤堡”三个大字。门洞两侧刻有“厦广千间人安玉宇,墙高数仞地巩金瓯”的对联,字迹苍劲沉雄。
  1875年,王家三兄弟投资成立了汾酒作坊——“宝泉益”字号。1915年,王家两兄弟撤出股份,“宝泉益”酒坊转由三弟王协卿接手。
  王家兄弟对汾酒事业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聘请了一位改变了汾酒事业甚至改变了中国酒业的优秀职业经理人——杨得龄先生。
  杨得龄先生是中国白酒史上第一位杰出的职业经理人,为汾酒事业呕心沥血66年,可以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先生字子九,号四正堂,1859年生于山西省孝义县下栅村。童年失母,少年丧父,偕胞弟倚姑母抚养,家徒四壁,靠买饼为生。14岁只身到汾酒作坊学徒谋生。起五更,提“夜壶”,端盥盆,担水扫地;睡半夜,炉前苦读,席地而眠。学徒三年,深得师傅悉心真传,年仅18岁就代师领班作业,21岁时擢升三掌柜之职。1875年,杨得龄26岁,担任了“宝泉益”的总管掌柜(总经理),一直到1937年告老还乡,杨得龄担任总管掌柜达51年之久。
  1928年农历3月初7日,杨得龄老先生70大寿,热闹非凡。时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山西督军的阎锡山,竟然亲临寿堂嘉授金匾、勋章,并在山西杏花村、孝义下栅村进行了隆重的挂匾仪式。
  一个汾酒作坊的大掌柜,阎锡山竟然亲自祝寿。是杨得龄太重要了,还是阎锡山太礼贤下士了?两者都有,但不全是。关键在于阎锡山竟然是山西汾酒现代化改革的总策划人。在他的策划下,由他的副官张汝萍发起成立了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杨得龄兼任总经理。晋裕汾酒公司不仅完美地实现了阎锡山的改革意图,而且比阎锡山设想得还要完美得多。阎锡山亲临寿堂,就是向当时山西省最优秀的企业家表达敬意。
  王协卿、杨得龄、阎锡山、张汝萍,是完成汾酒民国霸业的四大人物。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白酒业的新时代,使山西杏花村成为中国白酒企业的祖庭。当然,核心人物是民国年间中国白酒业最卓越的企业家杨得龄先生。
  境界多高,世界就有多大
  ——杨得龄的“三把火”
  我一直认为,一个卓越的企业家,是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完美结合。他要有理想,有抱负,即便这理想、抱负暂时不为人所理解;他同时要有实干精神,有超乎常人的执行力,富贵、贫贱不改其志,带领团队把理想变为现实。
  1915年,杨得龄56岁。他在担任义泉涌总管掌柜伊始,就提出了“振兴国酒,质优价廉,决不以劣货欺世盗名”的口号。用现代企业文化的理论讲,就是确立了企业的核心理念。据我浅薄的学识所知,杨得龄应该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国酒”概念的人。而且这个“国酒”不是某个产品,而是指中国酒。偏居杏花村一隅,在天下尚不知“国酒”为何物的时候,杨得龄就以天下为己任,以“振兴国酒”为企业和自己的抱负,志气不可谓不大,境界不可谓不高。
  当时的杏花村,像样的酒作坊有三家,王协卿、杨得龄办的“宝泉益”以及德厚成、崇盛永。这种现象在建国前的中国白酒业非常普遍。无论是茅台酒的老家茅台镇、剑南春的老家绵竹县、泸州老窖的产地泸州、还是五粮液的产地宜宾,都是或多或少的小酒坊各自为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局面。而且大多数是在建国后公私合营、国有化的时候,才形成了一个整体。但是,杨得龄在“振兴国酒”的旗帜下,第一件事就是促成杏花村酒业的统一。用现在的话讲叫做“资源整合,形成合力”。在杨得龄的努力斡旋下,崇盛永酒坊和德厚成酒坊接受了“改编”,三家合一,统一更名为“义泉泳”。杨得龄任大掌柜,二掌柜到五掌柜由各方面的人员担任,形成了“人吃一口锅、酒酿一口井、铺挂一块牌”的崭新局面。
  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并不复杂,但这却是中国白酒业历史上最早的资本运营。其结果是在杏花村完成了“生产资源统一、无形资产统一、市场营销统一”的局面,为后来汾酒的大发展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核心理念、统一局面形成之后,杨得龄开始打造自己蓄谋已久的杏花村品牌体系。从1904年开始,杨得龄就已经着手试制汾酒的配制酒。他先是继承了傅山先生配置竹叶青酒的独特传统工艺,并以此为基础,大量开发新产品。在他的带领下,杏花村义泉泳先后试制成功“葡萄”、“黄汾”、“茵陈”、“五加皮”、“木瓜”、“佛手”、“玫瑰”、“桂花”、“白玉”、“状元红”、“竹叶青”、“三甲屠苏”等10多种新产品,后来经过市场推广,逐渐形成了“老白汾酒、竹叶青酒、白玉汾酒、玫瑰汾酒、状元红酒”杏花村五大名酒。中国白酒史上第一个品牌体系建立了。
  在百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封建王朝刚刚结束三、四年的功夫,杨得龄在杏花村完成了这样的三件事,是极其难得的。
  境界多高,世界就有多大。
  陈琪做了件好事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白酒品牌唯一大奖
  1915年,美国政府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市举办了31个国家参加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政府组织的参展产品达10万余种,占整个博览会的50%以上;获得奖牌1200余枚,居参赛各国之首。
  95年过去了。这段历史在国人的心目中早已漫漶不清。近些年来,有不下十种白酒品牌宣传自己获得了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宣传久了,对历史并不知情的消费者逐渐记住了这些“被宣传的历史”。
  中国的许多历史就是这样被改变的。中国白酒的这段历史也险些被改变。因为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评审委员会委员陈琪先生做了件好事,历史恢复了他的真面目。
  陈琪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参会忙活了三年多。中国在博览会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举世公认。但是,1916年6月他一回国,就被解除了职务,连善后工作都不让他插手。陈琪一肚子窝囊气无处发泄,决定把中国参会的原委说清楚。于是下岗在家的陈琪先生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本书《中国参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记实》,由郑孝胥题写书名,于1917年2月正式出版。陈琪在该书中记录了中国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的所有获奖明细。
  笔者从国家图书馆调出了陈琪先生的原著,认真研究了一番,得出如下结论:
  1、山西汾酒是巴拿马博览会唯一获奖的白酒类品牌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所有获奖的酒类产品共45种。其中除了官厅类的三种高粱酒可以认定为白酒之外,其他获奖产品都没有足够证据说明是白酒。张裕是葡萄酒类;兰陵美酒是黄酒类。而直隶和河南都是若干种产品共得一枚大奖章,而且没有品牌,只能说是产品。事实上,到现在河北、河南也没有哪个酒厂能够证明,自己的酒是获奖产品。只有山西省的高粱汾酒,不仅可以确定是白酒,而且有明确的品牌名称。
  所以,山西汾酒是巴拿马博览会唯一获奖的白酒类品牌,并且获得了最高奖:(甲)等大奖章。
  2、四川省和陕西省没有任何酒类产品获奖
  在前文罗列的所有获奖酒类产品中,没有任何一款来自五粮液、泸州老窖的产地四川和西凤酒的产地陕西。所以,宣传五粮液、泸州老窖、西凤酒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三等奖(金奖)是没有权威依据的,不能让人信服。“百度百科”关于“四大名酒”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奖的介绍也是不够严谨的。
  3、茅台获得银奖的问题应该存疑
  “百度百科”说茅台获得第二名金奖,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宣传茅台酒获得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也是近些年来的事。以前一直说是获得了银质奖章。根据《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纪实》一书记载,获奖产品中不仅没有茅台产品,更没有茅台品牌。只有“贵州公署 酒”寥寥5个字。这五个字既不能说明这个酒是白酒,也不能说明这个酒是茅台生产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获奖产品中的白酒类产品都注明是“高粱酒”,而贵州公署只是标注了一个“酒”字。是不是白酒,是不是茅台所产,笔者认为证据不足,应该存疑。希望有识之士能够提供更多相关证据,以证明获得五等奖的贵州公署酒,确系茅台酒。
  客官如若不信,去国家图书馆一看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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